6月12日，杨晓游连同4家维修企业代表，前往某保险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上门维权。事件的起因是今年3月中旬的一辆事故车，由于车主没有选择保险公司指定维修单位，也不接受保险公司的直供配件，维修完成后，理赔费用一直拖欠至今。

以这一事件为契机，杨晓游和几家维修企业代表上门保险公司，反映当下修理厂在事故车维修业务中遭遇的问题及核心诉求。

杨晓游是贵州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事故专委会负责人、贵州省安顺市汽车维修协会秘书长，也是一家4000平米一站式门店负责人。在接受采访时，杨晓游表示，他不仅代表车主，也代表维修行业协会和协会单位，争取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事故车维修行业生态。

过去几年，修理厂、行业协会、4S集团和保险公司冲突频频，也是因为事故车维修业务中，上游保险公司和下游维修企业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。

另外，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栏目也多次曝光事故车维修乱象。行业矛盾一再爆发，让人不容忽视事故车维修的固有顽疾，事故车维修乱象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01.

维修费用1.2万，保险公司只定损4000元

杨晓游介绍了整个事件的具体经过。

今年3月中旬，一位车主开车时遭遇事故，随后联系投保的保险公司。

一开始，保险公司要求车主前往指定的维修单位进行定损和修理，但是车主更信任熟悉的维修企业，因此想自己选择修理厂。杨晓游说：“车主提出要求后，保险公司的勘察人员在现场直接表示，如果不信任我们合作的指定维修单位，到时候怕赔不了。”

另外，勘察人员还提到了配件问题，“必须接受保险公司的直供，要不然也不行。”

当时，车主没有理会保险公司提出的要求，自行前往遵义市湄潭县的一家修理厂进行事故车维修。在车主看来，车辆属于自己的财产，保险公司可以建议，但自己有权不接受建议，拥有最终的选择权和决定权。

双方第一轮博弈过后，在定损金额上又出现争议。车主把车辆送到自己选择的修理厂，勘察人员虽然参与了核定损失，但是并没有确定具体金额，所以车主就让修理厂先把车修好。

为什么不等保险公司先确定定损金额？杨晓游解释：“在不选择保险公司的指定维修单位之后，他们的定损机制太慢了，有时候甚至要等1-2个月，车主不可能放着车不修。”

作者拿到修理厂提供的维修清单，一共有两份，一份是配件清单，一份是工时费清单。配件清单显示，车主选择用原厂件进行修理，总计金额6595元，如下图所示。

（杨晓游提供的维修清单）

工时费清单主要涉及钣金和喷漆两项，总计金额6370元，如下图所示。

（杨晓游提供的维修清单）

上面两张维修清单的费用相加，总计12965元，车主将维修清单提交给保险公司，但是保险公司并不认可这个价格，自己给出了一个金额。杨晓游直言保险公司给出的价格太“奇葩”，“第一次价格是4000元，对方的说法是，这就是系统定出的价格。”

杨晓游表示，车主不可能认可保险公司给出的金额，因此向有关部门投诉，保险公司随后有所让步，给出了第二次报价6900元。显然，相比于接近1.3万元的维修费用，车主对第二次价格不可能满意。因此，双方一直僵持下去。

回顾整个时间线。

从3月中旬出事故，到4月中旬车辆入厂，5月中旬车辆出厂，一直延续至今，前前后后三个月，车主仍未收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。由于杨晓游是维修协会负责人之一，这家开展事故车维修的修理厂也是协会单位之一。所以车主向杨晓游寻求帮助，委托杨晓游向保险公司进行维权，杨晓游接下了车主委托。

（杨晓游提供的委托书）

这才有了6月12日的上门维权事件。

02.

维修费不直赔，不支持原厂件，拖延定损……

杨晓游表示，这次针对理赔金额的维权事件，可以说是一个契机，因此，上门维权不仅仅针对这一事件，还要进一步向保险公司反映修理厂，特别是非指定维修单位，在事故车维修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。

6月12日当天，杨晓游连同4家维修企业代表，一起前往贵阳市的保险公司分公司，要一个说法。据介绍，4家维修企业分别来自于毕节、遵义、安顺和黔南州，覆盖范围比较广，“其实很多人都想来，但是我们不想太招摇，我们几个人相当于维修企业代表。”

杨晓游透露，当时保险公司方面也派出了两个代表，一个是客服部经理，一个是理赔部经理。

在会议现场，杨晓游方面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。

一是保险公司指定维修单位的行为，不合理也不合法。杨晓游表示，为了达成目标，保险公司还会设置种种障碍，“如果车主选择非合作单位，保险公司就不直赔到修理厂，这就需要车主全权委托，或者签署直赔协议，本质上就是想把车主导向与自己合作的门店。”

二是保险公司不支持修理厂使用原厂件，而且配件要用直供体系。“就算是用原厂件，保险公司也要求走直供渠道，如果不接受直供，保险公司就不定损，不出价，一直拖着。”

杨晓游观察，其实保险公司直供的配件，也是从汽配商购买，甚至有时候就是来自于修理厂的汽配供应商，但是不经过修理厂把关，可能会造成一定风险。

“你直供的配件给到我，我给车主装上去，如果后面出现问题，车主肯定是找修理厂，不会找到保险公司，我们怎么可能接受。”

杨晓游特别提到，部分维修企业在配件使用方面存在两大认知误区：

一是认为与车主签订自带配件相关协议后，便可免除配件质量及安装后的一切责任；

二是在保险理赔维修场景下，过度依赖保险公司提供的配件，错误地将配件质量及维修责任完全转嫁至保险公司。

实际情况是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百七十五条、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三条及第三十条的相关规定：维修企业作为维修质量的第一责任人，无论配件来源是车主自带或保险供货，均需对维修质量承担法定责任，这一责任义务具有强制性与不可转移性。

这要求修理厂对配件来源和质量高度重视，不能心存侥幸。

在抖音上，一位参与此次维权的维修企业负责人也发布视频，谈到的同样是上述两个问题。

“我们是非合作单位，打款不能直接给我们，不支持我们用原厂件，导致车辆无法定损，我们的资金链断裂，交车延迟，最终损害的还是车主的利益。”

这家修理厂老板在去年8月就发布一则通告，表示以后修理事故车只用原厂件，“如有虚假，假一赔十”。由此看出，修理厂的事故车维修痛点由来已久。

（修理厂发布的通告）

事实上，早在2023年10月，长沙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、长沙市汽车维修行业工会就联合发布文件，直指事故车业务中的推修、报价和配件采购等核心问题，甚至使用了“违法问题”的说法。

在此次维权会议现场，杨晓游表示，他们同样引用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，与保险公司方面进行沟通，只是还没有形成具体文件。结果如何？

“由于我们在现场开启直播，保险公司方面很谨慎，基本上没有表态。”具体到这次理赔金额拖欠事件，保险公司的回应是：“先研究这个案子，再给出回复。”

据杨晓游透露，截止发文前，保险公司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。

03.

矛盾频频爆发：修理厂、维修协会维权，央视曝光……

贵州维修行业协会和维修企业的维权行为，在行业当中并非孤例。

早在2022年3月就报道过杭州260余家修理厂和保险公司对峙事件。当时，事件导火索就是保险公司的直供配件：一个3000元的下摆臂，不仅是拆车件，配件表面都没处理干净，修理厂老板质疑配件质量。

之后，这批维权的维修企业系统性地提出了三大问题：

一是保险公司在定损的时倾向于使用副厂件而不是原厂件；二是工时费低下，缺乏统一标准；三是时效性低。

到了2023年10月，如上文所述，长沙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、长沙市汽车维修行业工会联合向银保监局发文，直指修理厂开展事故车维修业务的痛点，认为保险公司存在几方面的违法行为。

一是“向修理单位推送维修的行为违法”；二是“保险公司的定损行为违法”；三是“保险公司的所谓报价系统无法律依据，其报价行为是违法的”。

更进一步，2024年初，36家各省市、地方维修行业协会联名，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送两份文件，指出保险公司在事故车辆保险理赔环节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

在问题层面，行业协会再次强调赔付等级、强制定损、配件直供等不合理现象。

在解决方案上，行业协会的重心放在保险公司的责权力、配件和工时价格、监管部门的监督等方面，核心目的是让事故车维修业务，从原有的资源性业务，转变成更为市场化的业务。

与此同时，央视新闻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栏目连续两年曝光事故车维修乱象，说明这一问题确实亟需得到解决。

杨晓游表示，他一直在关注行业动态，“央视曝光之后，有一定改进，但主要是规范无资质维修企业，现在行业采取备案制，办理维修资质也不难，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”

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？

一位事故车维修领域专家表示：“事故车维修乱象之根源是配件市场混乱，保险公司‘保费换资源’是幕后推手，维修企业想承接事故车业务，自然绕不开保司的‘潜规则’，要么接受修车价格低，要么给保司提供保费，最终造成今天的局面。”

在保费换资源的潜规则下，保险公司不仅指定合作维修单位，还根据保单金额制定赔付等级，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，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竞争极度不公平。

然而，在这样的潜规则下，杨晓游质疑：“如果修理厂购买保费，换取维修资源，为了覆盖购买保费的成本，最终的维修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吗？”

这个问题值得行业的思考和解答。

来源｜汽车服务世界